范仲淹的范氏义庄何以传承近900年？

——中国企业家家族财富可持续传承的一些思考

引言

写这篇文章之前，先坦白一个我个人长期的偏见。

在我偏执的认知里，我一直对家族财富传承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保持深深的怀疑：一个家族一代代传下去，从才能而言，必然向均值回归——祖辈是千里挑一的枭雄，孙辈大概率只是普通人，这是统计规律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；而一个由普通人构成的家族，如果一直保有巨额财富，必然遭到反噬。《道德经》里说，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；人之道则不然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人道虽然常常损不足以奉有余，但天道会做周期性调整，或以战乱，或以革命，或以败家子。所以我曾经认为，执念于家族财富传承，对社会、对家族、对个人，都不是一件好事。

但最近这两年，我在系统研究中国和国际历史上的家族传承案例之后，发现还是自己狭隘了。家族财富传承作为一种资本管理方式，相较于社会上其他各类组织和资本管理机构，其财富的创造能力、管理的制度化程度、财富的社会化能力等等，对于社会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升而言，已经算是相对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了。一笔资本放在一个治理良好的家族载体里运营两三百年，其效率和外部性，未必输给任何一种公共安排。问题从来不在"传承"本身，而在于怎么传。

那为什么要写范仲淹的范氏义庄，而不是写那些更有名的国际案例呢？比如瑞典瓦伦堡家族（1856年起家，五代人，延续约170年，至今控制着瑞典证券市场相当大比例的市值）；比如英国的The Portman Estate（从1532年取得伦敦土地算起，近500年）和Grosvenor家族（1677年因联姻获得伦敦梅费尔地块，约350年，今天的西敏公爵家族）；再比如洛克菲勒家族（七代人，家族办公室与代际信托的行业鼻祖）。

原因有两个。第一，论持续时间，范氏义庄从北宋皇祐年间（1049年前后）创立，一直运作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接近900年，前面这些鼎鼎大名的家族加起来打个对折都比不过它。第二，也是更重要的，它是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完成的。没有信托法，没有基金会制度，没有稳定的私有产权保护，经历了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五个朝代的更替，无数次战乱、抄没、通胀和土地兼并，它还在。对中国企业家来说，这个样本的参考价值，比任何一个海外家族都更贴身。当然，我们同时也会以这些海外家族作正反两面的参照，尤其是Campden Wealth这些年关于家族办公室的公开研究资料，给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现代数据。

在开始之前，按老习惯，先请你用自己现在的理解回答三个问题，看完全文后再对照一下你的答案有没有变化：

1）你希望留给子孙的，到底是钱，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？

2）富不过三代，是规律，还是选择？

3）如果是选择，那选对的那一小撮家族，做对了什么？

第一章 范氏义庄的来龙去脉

先看历史。

范仲淹两岁丧父，母亲带着他改嫁。少年时在寺庙读书，每天煮一锅粥，凝固后划成四块，早晚各取两块，就着腌菜下咽，这就是成语"断齑画粥"的来历。他是真正意义上的赤贫出身，靠科举完成了阶层跨越，官至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，主持庆历新政，写下"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"。

皇祐元年（1049年）前后，范仲淹在杭州任上，已经六十岁了。子弟们劝他在洛阳修宅置园，安度晚年。他不干，而是拿出毕生积蓄，在老家苏州吴县陆续购置了一千余亩良田，设立"义庄"，用田租收入赡养范氏族人。注意，是全体族人，不是他自己那一房的子孙。

光买田还不算本事，真正让范氏义庄青史留名的，是他亲手订立的《义庄规矩》十三条。这十三条即使今天读起来，你依然会惊讶于它像极了一份现代信托契约加运营手册。核心条款如下：

范仲淹1052年去世，义庄刚办了三年。真正把它做成制度的，是他的儿子们。次子范纯仁（后来官至宰相）兄弟先后十余次增订"续定规矩"，把父亲没来得及细化的漏洞一条条补上。更关键的一步棋是：范纯仁奏请朝廷，获得批准——族中子弟有违犯规矩者，"许令官司受理"。这一下，一份家族内部的私约，获得了国家法律的强制执行力。

此后近九百年，义庄几经兴衰。南宋战乱后恢复，元代维持，明代一度衰败又由后人捐资重建，清代乾隆年间族人范瑶等再度大规模增置田产，到清末义田规模达到五千余亩，比创立时翻了五倍。历代地方官府对义庄田产给予保护和赋税优免，历次战乱后的重建，也总有官府和士绅支持。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义庄仍在发放米粮、资助教育。

我们经常说富不过三代。范氏义庄传了三十代。这中间王朝换了五个，货币换了无数轮，同时代的豪门巨室灰飞烟灭了不知多少批。它凭什么？

第二章 核心启发

我把范氏义庄的成功，总结为五条启发。每一条，都能在现代成功的家族身上找到镜像，也能在失败的家族身上找到反面教材。

启发一：发心——不是让子孙永远富有，而是撑一把伞、铺一条路

先看范仲淹的目标是什么。每天一升米，一年一匹布，这是什么水平？是饿不死、冻不着的水平，是保底线，不是保富贵。他设计的义庄，给后代的其实就是两样东西：

第一，撑起一把伞。生老病死、婚丧嫁娶，家族兜底，任何一个范家子孙都不会流落到社会救济的边缘。这是保险，是安全网。

第二，铺好一条路。设义学、请塾师、资助科举，让每一代愿意读书的子弟都有向上的通道。这是教育，是再生产能力。

请注意他不给什么：不给挥霍的资本，不给不劳而获的富贵，不给彰显门第的排场。伞和路之外的东西，你自己去挣。

这个发心，决定了一切。我这些年研究下来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判断：一切以"保有财富、让子孙永远富有"为目标的家族传承，必然失败。道理简单而直接——财富本身守不住向均值回归的人，而人一旦以占有财富为目标，财富就成了腐蚀剂。

反面教材信手拈来。范德比尔特家族，老科尼利尔斯1877年去世时留下约一亿美元，号称比当时美国国库的钱还多。他的子孙们用这笔钱干什么呢？盖比凡尔赛宫还奢华的度假别墅，办镀金时代最铺张的舞会，买游艇赛马，比拼谁更像欧洲贵族。1973年，范德比尔特家族在以他们家命名的范德比尔特大学搞了一次聚会，到场的一百二十位子孙中，没有一个百万富翁。四代人，从美国首富到集体归零。

再看正面的。瑞典瓦伦堡家族的家训是一句拉丁文：Esse non videri——"重实，不重名"。家族财富的主体装在几个公益基金会里，子孙不能分，每一代想进入家族事业核心，必须先在外部证明自己：名校毕业、海外历练、拿得出业绩，才有资格参与管理，而且是拿薪水做管理人，不是坐地收钱的所有人。五代170年，家族影响力不降反升，基金会每年给瑞典科研捐出巨额资金。

一个把财富当目标，一个把财富当工具，结局天差地别。这其实就是我们做财务判断时最基本的一课：先问目标对不对，再谈方法好不好。方向错了，执行越好，死得越快。

启发二：不可分割的共同资本

范氏义庄第二个了不起的设计，是那一千亩义田的产权属性：它是族产，不属于任何一个人，包括范仲淹自己的儿子。规矩写得明明白白——义田不得典卖分割，子孙不得干预买卖。

用今天的话说，范仲淹在没有信托法的十一世纪，凭空造出了一个信托：所有权和受益权分离，资产独立于每一代人的个人财产和家庭财产。任何一房子孙经商失败、赌博败家、婚姻破裂、负债累累，都动不了义田一根毫毛。资本主体和个体命运之间，建起了一道防火墙。今天的家族信托、家族基金会，本质上只是这个结构的另一种法律形式而已。

为什么这一条如此关键？因为家族传承最大的敌人就是"分"。资产一分，规模效应没了；股权一分，控制权散了；每一代按人头切一刀，三代之后什么都不剩——这还没算出败家子的情况。

英国那两个地产家族是最好的正面例子。Portman家族1532年拿到的伦敦土地，Grosvenor家族1677年联姻获得的梅费尔和贝尔格莱维亚地块，能穿越近五百年和三百五十年传到今天，靠的就是英国的限嗣继承和信托制度：土地作为整体装在信托里，代代只传经营权和受益权，任何一代都无权卖掉分掉。伦敦地价涨了几百年，这两家就稳稳地收了几百年租。

反面例子同样鲜明。古驰家族，股权在第二代、第三代之间层层分割，兄弟叔侄各持一块，为了控制权反目成仇、对簿公堂，甚至互相举报逃税，1993年家族股份全部卖给投资机构，1995年第三代掌门人毛里齐奥·古驰被前妻雇凶枪杀于米兰街头。今天古驰这个品牌如日中天，但和古驰家族已经没有一分钱关系。

一句话总结：没有不可分割的共同资本，就没有传承的载体；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。

启发三：制度性的收益分配和管理

光有共同资本还不够，还得回答两个问题：谁来管？怎么分？范氏义庄的答案，放在今天看依然专业。

管理上，义庄由诸房共同推选掌管人负责经营，掌管人领取报酬，是拿钱办事的职业经理人，不是坐享其成的受益人；支出有标准，领取有凭证，账目可查，族人共同监督；违反规矩的，轻则内部处置，重则送官。受益人不经营，经营者受规则约束——所有权、管理权、受益权三权分立，这是现代公司治理的雏形。

分配上，一切按规矩来，每口每日一升米，标准公开透明，不看谁跟掌管人关系好，不看谁会哭穷。规矩本身也不是死的，两宋期间子孙十余次续订增补，根据实际运行中暴露的问题不断打补丁。这就是我们做预算管理时常说的：编制只是起点，执行、检讨、修订的循环才是生命力所在。苟日新，日日新。

再看资产选择的智慧。为什么是良田而不是商铺、放贷或者其他更赚钱的营生？因为田租是那个时代波动最小、最抗通胀、现金流最稳定的资产——它是十一世纪的收租型资产加永续债。传承资本的第一要务不是收益率最大化，而是可持续的现金流和穿越周期的生存能力。这一点很多现代家族都没想明白。

底特律的斯特罗家族就是栽在这上面。这个从1850年开始酿啤酒的家族，传到第四、五代时是全美最大的私人啤酒企业之一，福布斯估算过，如果稳健经营，家族财富本可以滚到数十亿美元的量级。但家族成员既要人人进公司领高薪，又要年年分红维持体面生活，管理层还在八十年代举债进行激进收购，三面抽血，到2000年前后，一百五十年的家业基本清零。福布斯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，标题起得很刻薄，大意是"如何败光美国最大的私人啤酒财富"。

还有西格拉姆的布朗夫曼家族。祖父辈建立起全球洋酒帝国，孙辈埃德加·布朗夫曼二世一个人说了算，先卖掉持有的杜邦股份去追逐娱乐业梦想，再在2000年把整个西格拉姆换成维旺迪的股票，两年后维旺迪股价崩盘，家族百亿美元级别的财富缩水大半。一个没有制衡的继承人，一次浪漫主义的豪赌，三代人的积累就交代了。

对比之下你会发现，范氏义庄那套"受益人不经营、经营者受约束、规矩持续迭代"的安排，每一条都踩在了要害上。

启发四：外部的合法性

这一条，是很多人研究家族传承时最容易忽略的，但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，恰恰是最要命的。

范氏义庄为什么能扛过五个朝代？光靠内部治理是不够的，它还做对了一件事：让自己被外部制度和主流价值所接纳、所需要。

范纯仁奏请朝廷把义庄规矩纳入官司受理范围，让私约获得了公权力背书，这是法律层面的合法性。而更深一层的合法性在于：义庄干的事——敬宗收族、救济贫弱、兴办教育——完全契合儒家伦理，也替朝廷分担了基层社会保障的功能。对历代统治者来说，这样的机构是维稳资产而不是威胁，所以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官府都给它旌表、保护和赋税优免。每逢战乱之后重建，官府士绅都愿意出力。范文正公"先忧后乐"的道德声望，更是给这份产业加了一层任何强权都不好意思下手的护身符。

一个反着想的问题：如果范仲淹当年买一千亩田是为了让自家子孙锦衣玉食，这份田产能活过一次朝代更替吗？大概率第一轮清算就没了。

现代的对照同样清晰。瓦伦堡家族地处全球税负最高、平等主义传统最深的瑞典，一个富可敌国的家族凭什么被社会容忍五代人？因为财富主体装在公益基金会里，利润的大头持续流向瑞典的科学研究，家族拿的是管理权和荣誉，而不是挥霍权。瑞典社会需要瓦伦堡，这才是最硬的护城河。

对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来说，这一条的现实含义再直白不过：合法合规、干净纳税，是财富一切长期安排的地基；财富载体的设计要在法律框架内做，而不是在灰色地带绕；家族的公共形象和社会角色，本身就是传承资产负债表上最重要的一项资产。缺乏外部合法性的财富，规模越大，反噬越快。

启发五：社会收益的正向性

最后一条，把格局再拉大一点：一个家族的财富要想被社会长期允许保有，它必须持续为社会创造正的外部性。

范氏义庄的钱花到哪里去了？救济和教育。救济稳定了一方乡里，教育则源源不断地产出人才——范氏子弟科举入仕者代不乏人，这些人反过来又用俸禄和声望增置义田、修订规矩、庇护义庄。你看，这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：义庄养育人才，人才反哺义庄，社会因义庄受益，朝廷因此保护义庄。财富在这个循环里不是被占有，而是被不断地社会化，又不断地再生。

有意思的是，今天全球最精明的那批财富家族，正在用现代工具重演这个循环。看看Campden Wealth历年发布的亚太区家族办公室报告就知道：在家族公益投入的方向上，教育几乎年年排在第一位，医疗健康紧随其后，环境与气候议题的占比这几年快速上升；同时，可持续投资和影响力投资在家族资产配置中的比重逐年提高，而推动这个转变最积极的，恰恰是家族的二代三代。近千年前苏州义庄里"义学"两个字，和今天新加坡、香港家族办公室投资组合里的"教育、环境、公益"条目，本质上是同一件事：主动地"损有余以奉不足"。

回到引言里我那个偏见——天道周期性调整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现在可以把话说完整了：躲不开天道调整的家族，是那些死守"有余"的家族；而主动把"有余"持续让渡给社会的家族，等于自己替天道完成了调整，反而获得了穿越周期的通行证。洛克菲勒家族七代不倒，靠的不只是1882年就建立的家族办公室和精巧的代际信托，更是芝加哥大学、协和医学院、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一长串名字换来的社会契约。卡内基说得更狠：在巨富中死去，是一种耻辱。

结语

中国企业家的财富积累，基本都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不到五十年间完成的。这意味着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间财富代际转移，正在我们眼前展开，而且是第一次，没有现成经验，没有成熟惯例。可以预见，未来传承失败的负面案例会层出不穷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见识到。

为什么失败会成为常态？前一段看到一本特别简单的书，摩根·豪泽尔的《金钱心理学》，里面有个观点一针见血：用致富的手段去守富，是一条错路。因为致富需要冒险、乐观、敢于下注；守富却需要恐惧、谦逊，以及清醒地意识到——你赚到的钱，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源于运气。这两套能力几乎是相反的，而绝大多数创一代，只会第一套，也只教了子女第一套。

范氏义庄给出的那条路，用今天的语言翻译过来，就是三步：从创造财富，到制度化财富，最终社会化财富。创造靠个人英雄主义，制度化靠不可分割的共同资本和持续迭代的规矩，社会化靠教育、公益和正外部性换来的长久合法性。三步缺一步，传承就是空中楼阁；三步走完，财富才从一堆随时会散的数字，变成一个能穿越周期的组织。

回望范仲淹的范氏义庄传承近900年的历史，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，更不是要照抄一个农耕时代的形制，而是为了未来更好地前行。那个两岁丧父、断齑画粥的穷孩子，在人生的最后三年，用一千亩田和十三条规矩，回答了今天无数身家百亿的企业家还没想明白的问题。他早就把答案写在了岳阳楼上：

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

财富传承的最高技术，终究只是发心。